私电影——当拍摄者就是被摄者:金修彬、陈婉真对谈(上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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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三月TIDF在台南的纪录片讲堂,邀请到南韩导演金修彬及台湾导演陈婉真,针对「私电影」这个类型的纪录片创作进行对谈。「私电影」,也有人称「个人化电影」、「自传式纪录片」,在英文中有很

今年三月TIDF在台南的纪录片讲堂,邀请到南韩导演金修彬及台湾导演陈婉真,针对「私电影」这个类型的纪录片创作进行对谈。

「私电影」,也有人称「个人化电影」、「自传式纪录片」,在英文中有很多不同的用语,包括film diary、self portrait、autobiography、essay documentary、first-person documentary等等。主持人吴凡列举了「私电影」的几项特色,「第一,拍摄的对象或是题材是跟自己很亲近的人;第二,大部分的叙事方式是第一人称,不管是第一人称的旁白,或是第一人称的视角观点;第三,影片拍摄过程的思考创作历程,可能也都会呈显在影片里面;最後,这些影片虽然讲述的是个人故事,但却有可能让更多人产生共鸣,甚至具有很大的影响力,成为述说议题的工具,改变社会。」

金修彬导演的《欢迎来扮家家酒》记录了她自己23岁奉女成婚後,在梦想与家庭,自我、妻子、母亲、媳妇等角色间的纠葛过程。而陈婉真导演的《是我吗/妈》则以她母亲为主角,并带出自己与母亲的关系。两位导演从自己的故事出发,既是拍摄者与创作者,同时也是家人与被摄者。这样多重的身分对她们的创作有何影响?她们又是如何看待「私电影」?以下为讲堂对谈纪要:

吴凡(以下称「吴」):两位导演为什麽会选择从身边的家人或是自己开始,去做「个人化电影」类型的创作?

金修彬(以下称「金」):其实我并没有计画,拍摄纪录片是当时一个非常自然的举动。怀孕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变故,因为不敢置信,所以我想,「如果拍起来,等下从手机里面看到这个影像,代表这真的发生了,如果那不是真的,那我打开就不会看到。」是这样开始拍摄的。後来,结婚、孩子出生……发生了太多事情,我觉得生活好艰难,所以需要让摄影机作为一种滤镜,去过滤那些艰苦的部分,继续活下去。

而摄影机除了是滤镜,同时也不断提醒我思考自己到底是谁。当时我有非常多的角色,我要当一个妈妈,当一个媳妇,还要当一个太太,所以只有拍摄是我觉得能够为自己做的事情。随着时间的流逝,纪录毛带越来越多,我就汇集成这部影片。

陈婉真(以下称「陈」):因为念影像相关科系,手边有了自己第一台摄影机,就开始想要来拍点东西。那时候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我妈妈,她是一个家庭主妇,五十几岁开始学摄影、剪接。她的举动让我觉得很奇怪,想透过摄影机去理解她到底在干麻。

我觉得摄影机的确有点像金导演说的,像个滤镜。我跟妈妈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,很容易吵架,就学之後我长时间离家,可是为了拍她就必须常常回家。有些事情透过摄影机会比较能忍受,当然也还是有不太能忍受的地方,会一直跟她对杠。拍摄还满痛苦的,必须常常回家跟拍她的生活,觉得很累,所以一度放弃了。之後因为我的毕业制作主题就是自传式纪录片,我也对第一人称的纪录片很感兴趣,觉得应该自己亲身走一回,是这个力量让我下定决心把这个片子拍完。

吴:拍摄过程如何与家人沟通呢?

陈:我妈满乐意被我拍的。因为为了拍她,我必须一直参与她的生活,她很开心终於有一个女儿愿意听她讲以前的事情、参与她的活动。她对我也有足够的信任,这是拍家人的一个优势,如果是陌生的被摄者,需要花时间建立关系,甚至对於片子的呈现要有共识。不过,我妈其实是很有摄影机自觉的,有的时候甚至胜过於我,拍摄中如果我们两个吵架,我常常会忘记摄影机的存在,开始乱讲话,但她会意识到摄影机在,所以会hold住。

金:我用的其实是另一种方式——让我的家人习惯摄影机的存在。一开始家人会觉得,为什麽我早上出来房间的时候手上都拿个相机,但因为我太常拿着,他们也不知道什麽时候在录、什麽时候没有在录。摄影机像是我肌肉的一部分,拍摄已经就是我的一种习惯,所以当我把影片完成的时候,他们看到都很惊讶,「这就是你六年多拍出来的东西吗?」。

吴:两位在片中除了是拍摄者,也入镜成为被摄者,请谈谈你们作为影片里个一个角色,是什麽样的心情或想法?

陈:我最初想的很简单,就是要拍我妈妈的人生。但是拍摄时,我没有办法脱离女儿这个身分,我没有办法当一个冷静的拍摄者,而她也无法把我当成一个拍摄者。所以即使摄影机一直在拍,无论是访问或是活动场景,基本上她都会一直不停地跟我对话,我也会忍不住以女儿的身分去回应她,所以後来看毛带後,发现都是我的声音,影像也不适用,於是就停拍了。

後来,我知道我不可能旁观的拍摄她,但可以拍出我们的母女关系,确定了这个主题後,有些访问除了我手上拿着小摄影机拍摄外,也找了第二摄影机侧拍,开始有意识的让自己在影像上入镜。但因为我还是希望摄影机的镜头有主观感,所以我的作法是若用镜子或是倒影,让自己出现在反射里面。

金:我的相机一直处於拍摄的状态,这个过程其实很有趣。有点像是人格分裂,一半的我在拍片,一半的我在真实生活。在想拍片的那一半,是会期待有事情发生的。像是争执,真实的我很不喜欢吵架,但是拍片的我却会觉得太好了,真实的我伤心在哭,但拍片的我却觉得很棒有东西可拍。所以这六年我一直都处於这样的状态,我不知道自己是活在现实还是影像的世界多一点。但如果以一个比较正面积极的角度来看,当生活中发生不顺的事情,我可以躲进这个影像里,当我在看影片的时候,也会觉得很像在看肥皂剧一样,片中的我就是一个角色,发生了什麽事好像和我没有关系。

凡:两位导演都花了不少时间去拍摄影片,分别是四年跟六年。大概拍了多少素材?在这麽大量的素材中,剪接时怎麽决定哪些东西要放到影片里面?而从一个个人、家人、被摄者的角度出发,会不会有不同的考量?

陈:我不知道有多少素材,因为真的多到难以计算。有一段时间我甚至架一台摄影机在客厅的角落日夜拍,因为那是一个所有家人都会出现的地方。我每天拍摄完会写日志,也会固定时间看毛带,这个时候创作者的角色才会比较出来。

我觉得是在有确切想讲的主题并开始剪接时,才能以一个旁观的立场去看这些素材,把我想讲的主要主题透过影像讲出来。我觉得剪接真的是一个很神秘而且有缘分的过程。有时候片段与片段之间有洞,但也不是很确定要填什麽,就回去硬碟里面找素材,有点不是那麽紧密的规划,而是很随机的在做。

而回到个人式电影或私电影这个主题上,这部片虽然是我跟妈妈,但我不希望这件事好像只发生在我跟我妈妈身上而已。我希望表达出一种关系的状态。所以我会把一些只适用於我们的细节拿掉,保持一种模糊,让观众有空间去认同。

一般的纪录片在介绍人物时,会忍不住想去介绍他的生平,把他的经历讲的很清楚。但在我的片子里,你看到的是一个忧郁的、不满於生活的妈妈,她跟女儿的关系怎麽找到出口,而她是因为什麽事情而低潮,这些细节我都没有放。常有观众问我妈妈不开心的原因,我都选择不回答,因为我觉得这不是重点。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世界,重点是一个这样子的家庭主妇,她的处境是什麽。

金:我很同意婉真导演所提的,在那麽多素材里面,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意图,到底是要传达给观众什麽事情,那个主题要很清楚,甚至是一句话就能说明白的主题,这样在挑选素材的时候,就以符不符合主题为基准,像是过筛一样,慢慢会形成一个可以使用的素材库。而因为有一些细节是比较个人的,尊重家人的意见,我最後也没有放进去。

接着,则是要去思考如何表达、传递主题。在影片里面有一个片段,我要拿煮好的炖排骨回去自己的家,我的婆家是反对的。在那之後我和岳母有非常大的争执,我就请我的老公去录音,录下岳母、岳父和老公之间的谈话,大致上就是对我的批评,我就选择做一个动画,去传达当时吵架的情况。(逐字稿听打╱林佩璇,编辑整理╱何思莹,英文口译╱林齐品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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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关於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(TIDF)】

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(TIDF)成立於1998年,每两年举办一次,以「再见.真实」为核心精神,强调独立观点、创意精神与人文关怀,鼓励对纪录片美学的思考与实验,是亚洲最重要的纪录片影展之一。官网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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